开局为李世民剧透玄武门(106)

　　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最精彩的产业升级案例了。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技术终究决定于人而非物质，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类的力量足以克服任何技术的封锁与阻碍，而以外力来推脱是最为可悲可笑的举止。

　　正因为有了这样案例，我们反观华夏的后一千年，才能在对比中感觉出某种不可遏制的悲哀。

　　所谓“汉朝奠定了华夏两千年的冶金技术”，这自然是大汉最光辉的冠冕；但反过来说，又何尝不是华夏深沉的遗憾？

　　——如果两千年来的冶金历史都只是完善、修补而再无开创，那么数十代的后人呐，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钱钟书说，华夏文明总是因早熟而早衰。这是极为婉转的谏言，却也一针见血——我们回望历史，往往惊叹于祖先灿烂的功业；但正因为功业过于灿烂，反而给了后人无限退缩与苟且的余地。武帝留下的遗泽太深厚、太丰沛、太不可思议了，后人哪怕仅仅享用着伟大的遗泽，都还可以保持一千年的技术优势。

　　一千年的时间里，连茂陵里的尸骨都腐朽了，皇帝留下的技术还在荫蔽着他的子孙。

　　但这一千年总是会过去的，祖辈的余荫也是要耗尽的。终究有一天，华夏要走出武帝那漫长的庇护，去面对最后的风雨。

　　而这就是，宋，明，清，最悲哀而痛苦的故事】

 

第51章 视频片段 决策

　　“陛……陛下。”汲黯艰难的开了口。

　　说来奇怪，往日他极言进谏，直斥君非，纵然当面遭遇皇帝暴怒的呵斥，亦从没有退缩畏惧过；但而今——而今看着长衫缓带，面色从容的至尊，竟尔一时言语艰难，作声不得。

　　这当然不是慑于皇权的威严，而是某种难以遏制的茫然。在中大夫眼中，皇帝固然英明果断，但举止中颇有瑕疵，所谓“内多欲而外假仁义”，臣下有匡正君主的大义，纵使触怒皇权，亦无不可。

　　但触怒英明皇帝是一回事，在天幕剧透了往后两千年宏伟的历史进程之后，要驳斥一位为万世立法、荫蔽数十代子孙的伟大君主，那道德与心态上的压力就实在莫可比拟，纵使中大夫也难以承受。

　　说白了，与能够左右数千年走向的历史的人物相辩论驳议，诸位扪心自问，有那个超凡脱俗的天资么？

　　汲公不是胡言妄语的狂生，他很有自知之明，因此也相当狼狈。

　　皇帝却恰到好处的展现了仁君的风范。他微微一笑，推来一个小小的陶盘。陶盘上是薄荷水饴糖与糯米一起蒸制的糕点，额外又掺入了当归藕粉，食用后有平心静气的功效。

　　中大夫俯首谢恩，拈起一枚糕点小心咀嚼。却听皇帝悠悠道：

　　“朕已经命人查过了，这天幕所说的桑弘羊不过是一个商人的儿子，出身甚为猥鄙。哎，朕居然任命了这么个人物来管理盐铁这样的大政，真正是有愧于朝中忠直大臣的劝谏……”

　　汲公猛的呛住了。若非及时以长袖遮掩，恐怕会喷皇帝一身的唾沫。他以手按摩胸膛，喘息半晌后叹了口气：

　　“陛下就非得这样调笑老臣么？老臣素日见事不明，当然有错……”

　　皇帝眨了眨眼睛：

　　“汲公是社稷重臣，怎么能随意调笑？朕嘲笑——调侃的是朝中其他的人。此外，朕提及桑弘羊，也不过是想请汲公点评点评这商人出身的小小郎官罢了。”

　　中大夫颇为无语的叹了口气，只觉得天幕刚刚为他树立的千古一帝的滤镜碎了一地，果然这种人物，还是可远观不可亵玩……

　　他沉思片刻，终于点头应承：

　　“老臣会见这桑弘羊一面，与他谈一谈。此外，臣听闻长安的工匠中有一些颇善巧思，也粗通经义的人才，臣会尽力为陛下罗致。”

　　中大夫毕竟是老成谋国的人才，虽然心中已被皇帝说动，但思虑仍然极为谨慎，即使要推荐工匠入朝为官，也要先有个经义的幌子做遮掩，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朝野的反弹。

　　当然，这样的权宜之计不可长久；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技”与“道”的割裂，找到工匠经验中的“义理”……

　　这似乎应该找几个墨家的子弟来斟酌。

　　皇帝欣然点头，随即微笑：

　　“汲公劳苦功高。功高者不可以不赏，朕早已在府库中预备下了，只要汲公推举的工匠能于国有大利，朕便会赐予汲公金千斤，丝绸五千匹；还望大夫不要推辞。”

　　汲公不觉抬头看了皇帝一眼——赏赐大臣哪有提前告知的？天子此举，无非是将他汲黯当作了徙木立信的大旗，向朝中百官展示推举能工巧匠后的巨大利益；有此榜样在前，想来公孙弘、主父偃等必将一马当先，争先恐后举荐工匠了。

　　……只要于国有利，做大旗就大旗吧。汲公深深俯首：“臣谢恩。”

　　【如果以汉朝辉煌的产业升级为例，那么宋代以后的华夏王朝就简直是不可以原谅——他们的保守、自闭、冷漠是不能用客观条件来推诿和解释的。如果宋以后拥有造纸术、火药与马镫的华夏都算是被客观条件所局限的话，那么交通条件极为原始，尚且只能依赖竹简来传递消息的汉朝，又是怎么完成它领先世界一千年的技术革命的呢？

　　归根到底，产业进步还是一件高度仰仗于人力、仰仗主观意愿的事情。武皇帝时固然得天之幸，等到了战国至秦以来冶铁技术爆发的前夜；但技术进步从来不是水到渠成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瓜熟蒂落的东西，技术的萌芽固然是珍贵的，但注意到这宝贵萌芽的敏锐目光，乃至持之以恒投入资金的强硬意志，才是决定一个文明命运的关键抉择。

　　如果诸位意识不到这些品质是多么的珍贵，那么不妨将眼光放到一千年以后。自唐末五代以来，炼丹术士们开发出的火药便已渐渐应用于攻城摧坚之中，那么，面对着这堪称伟大的军事变革，足以改写一切战场逻辑的技术，大宋——庸庸碌碌数百年的大宋，被蛮夷灭国两次的大宋，又有何作为？

　　产业技术的飞跃当然是很珍稀，很罕有的幸运。但仅仅将技术归之于珍稀与罕有的天命，则无疑是对武帝最大的侮辱。运气或许是实力，但鉴别运气、把握运气需要更大、更坚决，更不可动摇的实力。

　　如果对武帝的水准与眼光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可以稍稍举一个案例。张骞出使西域十余年，曾在大夏见到了蜀地生产的邛竹杖、布匹，是从身毒千里贩运来的珍物；见多识广的博远侯立刻意识到，自蜀地出高原山岭，必然有一条直通身毒的隐秘商路，而以此转运汉地的货物，不但可以避开西域匈奴人的侵扰，还能掌握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回朝张骞上报了猜想，皇帝的反应是“欣然”，立刻任命张骞为发间门使者，四道并出，凿通蜀地商路，强力平定西南盘踞的诸夷，“夜郎自大”等逸事，正肇因于此。

　　当然，相较于武帝开拓西域的伟业，他在西南商道的经营实际上是不足挂齿的。《史记》、《汉书》中均只有寥寥数笔而已。但却正是这寥寥数笔的小事，反而愈发能凸显武帝那真正超乎于庸俗之上的雄才大略。

　　征匈奴与平西域固然是辉煌的功业，但也恰恰因为它无可质疑的战略地位，历来便被汉帝视为头等要事；所谓“复九世之仇”，自文、景以降，从来都是念兹在兹，秣马厉兵不敢稍忘；执行这伟大的战略固然艰难，但至少决策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历代皇帝已经反复思虑过了，继嗣之君只需萧规而曹随即可。

　　但开通西南商道就不同了。相较于征伐匈奴历时数帝的思虑，凿通蜀地的依据不过只是张骞的一句话而已！

　　张骞会不会在撒谎？张骞会不会忽视了关键的消息？开凿西南商道的收益能否弥补成本？

　　每一个问题都无法回答，但偏偏每一个问题都是致命的。换言之，这是极端模糊、扭曲、充满了信息迷雾的领域，朝廷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拒绝决策，选择保守，将张骞的汇报一笔带过。但也唯有在这样模糊扭曲充满信息迷雾的领域，武皇帝那种敏锐到吓死人的眼光才超然脱乎群俗之上，真正展现出顶级政治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