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33)

　　“我永远不会背叛你。”菲利克回答，看起来如此真诚，瓦西里甚至有种被烫到的错觉，“我保证。”
　　——
　　火车转轨了，突然摇晃，很快又恢复平衡。瓦西里惊醒过来，抓住了手枪，心脏因为突如其来的恐慌而怦怦直跳。货厢依然漆黑一片，火车疾驰，车轮和铁轨哐当碰撞。他慢慢放松下来，深陷在床单做的茧里，长长地呼了口气。
　　混沌的梦退去了，但它翻搅起来的那种既焦虑又恼火的感觉还在，清晰异常。1987年，瓦西里咀嚼着这个数字，1987，菲利克已经暗中为英国人工作十几年了，哪里来的勇气当着瓦西里面说“我保证”？他一度以为菲利克身上那种挥之不去的疲倦来自工作，其实是他背着一条名叫背叛的水蛭。
　　车慢下来了，他能感觉到惯性的拉扯。这列火车不去维也纳。瓦西里必须设法溜出去，偷偷爬上另一趟南行的列车，才有希望赶上那一班从布达佩斯开来的火车。
　　他检查了伤口，血暂时止住了，他从床单上扯下长布条，草草包扎。也许会感染，但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火车现在减速很明显了，前方远处传来刹车的尖细刮擦声。瓦西里在火车完全停稳之前跳下去，设法让没受伤的那条腿先着地。一瘸一拐地走向货场。
　　只有一两个仓库亮着灯，其余都漆黑一片。穿着脏兮兮衬衫和夹克的搬运工抬着箱子进进出出。瓦西里躲在静止车厢之间的阴影里，寻找开往维也纳的车，最后找到了停在最外侧铁轨上的一列货运火车，前面运煤，后面的货厢都垒着木箱，为了方便装卸，都开着门，瓦西里轻易溜进去，在箱子之间找了个空隙躲起来。
　　他没有等很久。五六分钟之后，有人过来逐一锁门，铁和铁相撞，砰砰作响，钥匙叮当。脚步声靠近了瓦西里所在的地方，他等着门关上的声音，听到的却是火柴擦亮的细微声响，一道光线切开了黑暗，沉重的皮靴踏上来，一股烟草燃烧的气味飘来。已经无处可逃了，手电筒光线落在他身上的时候搬运工吓得叫喊起来，嘴里的烟落到地上。瓦西里把他按在木箱上，捂住他的嘴。手电筒也滚到地上，影子乱晃。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他飞快地说，“我从东德来，需要尽快去维也纳。我现在准备放手了，不要发出声音，也不要攻击我，好吗？如果你明白就敲一下箱子。”
　　一阵紧绷的沉默，搬运工用右手敲了敲木箱。
　　瓦西里松了手，重重地靠在车厢壁上，疼得冷汗直冒。搬运工捡回电筒，后退两步，紧张地打量瓦西里。瓦西里这才意识到对方很年轻，也许刚过十八岁没几天。嘴唇上有薄薄一层汗毛，说话口音很重，瓦西里听得很费力。
　　“你从东德来的？”
　　“是的。”
　　“逃出来的？”
　　“是的。”
　　“去维也纳干什么？”
　　“转车。”太复杂了，没必要向陌生人解释那么多，“我必须见一个人，在苏黎世，这很重要。”
　　搬运工盯着他，手电筒直直照着他的脸，瓦西里眯起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怎么受伤的？”
　　“斯塔西，他们开的枪。”
　　“我怎么确定你没在说谎？天知道呢，你可能是个杀人犯。”
　　我确实是。“我真的得去瑞士。”
　　手电筒仍然照着他的眼睛，过了好一会，搬运工才移开光柱。
　　“出来。”
　　“我必须去——”
　　“我知道，你出来，这班火车不去瑞士，我给你找一班直接到苏黎世的。”
　　瓦西里像梦游一样走出车厢，四下环顾，防备着突然冲出来向他开枪的秘密警察。他不习惯他人的好意，因为在莫斯科，这往往意味着陷阱。但车站黑暗而安静，搬运工把他带上一列挂着瑞士铁路标志的客车。九成座位都空着，他们悄悄从零星几个熟睡的乘客旁边走过，推门走进一个空车厢。搬运工在乘务员的小隔间里翻找了一会，抱出一个急救箱，把绷带和碘酒塞给瓦西里。
　　“谢谢你。”
　　“不用。还有，恭喜你。”
　　“为什么？”
　　“这里是奥地利，你自由了。”
　　搬运工冲他挥了挥布满汗渍的帽子，下去了。瓦西里呆坐在原处，手里抓着绷带卷，试着消化他的最后一句话。


第30章
　　对所有双面间谍来说，有一件事是百分百肯定的：你一定会被抓住，只是早晚问题。彼得每时每刻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永远在听风声，永远绷紧神经，永远准备战斗，或者逃跑。
　　他选择战斗。自从坐上伦敦联络站第一把交椅，彼得就把每一天视作失去自由前的最后一天，以一种秋天松鼠搜寻橡子的狂热劲头在转运秘密文件，能复印的就复印，复印不便的时候就直接把原件装进公文包里，趁着午休带出去——没有人想到要搜他的身，感谢等级制度——方便情报官快速拍照。他不加筛选，RYAN计划产生的大量电文和报告，大韩航空007号班机，关于中程导弹协议的只言片语，农产品进口配额，切尔诺贝利遮遮掩掩的报告，全部交给六处。
　　军情六处守口如瓶，不仅没有向美国盟友透露彼得的存在，连军情五处也不知道。因此彼得不仅要躲克格勃的眼线，还要设法逃脱五处的监视，那些狂热的跟踪者恨不得当场把苏联人抓起来驱逐出境。六处帮他伪造了一份诊断书，证明彼得有胃病，每周都要到医生那里取处方，再去药房买药。情报官会把下次碰头的指令藏在其中一颗胶囊里，上面有微小的隐形墨水标记，在紫外光下才能看见，这很容易，办公室里就有两盏黑光灯。彼得时常抱怨反酸，并且故意把药瓶放在办公桌上，久而久之，它成了彼得办公室里的固定物件，没有人会起疑。讽刺的是，因为日渐积累的焦虑和压力，虚构出来的胃病不久之后就变成了非常真实的疾患，他不得不从药房同时取真的和假的胃药。
　　彼得许久没有安稳睡过一晚了，要不就彻底合不上眼，要不就莫名惊醒，误以为自己听见了皮靴踢门的砰砰声，公寓里一片寂静。他打开台灯，起来换掉浸透冷汗的睡衣，躺回原处，数着自己的呼吸，等待心跳平复。他想很多事，大使馆，北约，布置在西德的潘兴-II型导弹，热核战争，卢比扬卡监狱。偶尔也想瓦西里，但大多数时候不会，从维也纳回来之后就更不会了。
　　罗克韦尔和他谈过钱的事，提出给他设一个账户，方便他以后“留在英国”的时候取用。彼得拒绝了，仿佛只要沾到一点点英镑，他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背叛者，他不是普通的背叛者，他是个没有阵营的士兵，要一公尺一公尺地收复克格勃留下的焦土。不过他并没有拒绝考虑终有一日要留在英国的可能性，六处和他一起设计了详细的出逃计划，推演了每一种突发情况，并且敲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彼得被绑架回莫斯科的最坏情形，编排出一个需要中情局通力合作的庞大方案。
　　这些计划一个都没有用上，最后绊住了彼得的，是一个古老的反间诡计。反间处同时将同一块“毒饵”发给所有嫌疑人，不过每个人拿到的信息都稍有不同，比如巴黎站听到的是“7月16日测试弹道导弹”，但伦敦站收到的却是“7月16日测试制导导弹”，假如还有第三个嫌疑人，他或者她获得的信息也许是“7月17日测试导弹”，诸如此类。接下来反间人员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耳朵贴在地上，聆听远处传来的细微震颤，最后，逮捕那个吞了毒饵的人。
　　这个方法并不常用，因为它成功的前提是克格勃在敌方情报部门有耳目，而且这个耳目必须身居高位，能够监察情报流进流出。彼得提供的情报恰恰协助军情六处拔除了这些稗草，自从上一次军情五处大规模驱逐间谍以来，克格勃在伦敦就长期处于盲聋状态，不过因为彼得接连不断地将琐碎的假情报发回总部，莫斯科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英国的花园是安全的。
　　但美国人的花园不是。
　　彼得至今不知道K处抛给他的毒饵是哪一块，很可能混在关于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那一批备忘录里。六处和中情局分享了这些消息，在这一小群有幸读到报告的人里，就有克格勃刚刚开始培植的地鼠。这个人一直到1991年才被揪出来，1994年判刑，他的姓名还要再等二十年才会公布给大众，对彼得来说，都太迟了。
　　克格勃的围猎非常克制，以至于彼得事先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莫斯科既没有“冻结”外勤，也没有中断和伦敦站的通讯，维持着一切如常的假象。可能是为了试探他，也可能是为了消除他的疑虑，莫斯科命令彼得起草一份冗长的文件，以便回莫斯科参加一场“会议”，彼得按时交了草稿，但总部又临时取消了命令。一周之后，返回莫斯科的命令又重新出现在他的办公桌上，“立即出发”。
　　从英国去俄罗斯需要在柏林中转，并知会当地联络站。当时，克格勃派驻柏林的最高级别军官就是瓦西里·安德罗索夫上尉，彼得按照正常流程给他打了电话，后者语气轻松，答应办妥一切书面手续，顺便邀请他在柏林多留一晚，“见个面”。
　　彼得自然把这一切都报告给罗克韦尔，两人都有些疑虑，但又没到警铃大作的程度。这是十月，不是夏天，也不是新年，彼得没有理由回去，近来也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专门开会的事。也许是陷阱，但如果是的话，瓦西里不可能邀请他在柏林多留一天。他们不能确定瓦西里在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放烟幕弹的主策划人，也可能毫不知情，只是想见见彼得。再说，瓦西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他从1988年起就担任克格勃驻东柏林特使。即使是克格勃，钓鱼线也不太可能放那么长。
　　无论如何，除非立即叛逃，否则彼得不能拒绝返回莫斯科。出于谨慎，又或者出于他自己也没立即发现的敏锐直觉，彼得临走前决定部分启动应急方案，把那份伪造的、写着瓦西里姓名的避难申请放进办公桌抽屉。要是他安全回来，可以偷偷销毁；要是他回不来，那可以用作和瓦西里谈判的筹码。行李里还有一本英国出版的欧洲铁路指南，内附线路图。这本书很常见，出现在一个旅客手里根本不会引人注意。不过彼得的这一本指南，在特定页数有些看似无心涂鸦的铅笔痕迹，标出了一些不起眼的小站，只要彼得能逃往任何一个，用电报发出求救信号，六处就会派人捞回这只漂出去的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