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25)

　　“瓦西里猜到我是怎么给你们发信号的了，安全屋的窗户。”
　　情报官看了彼得一眼，把茶壶放回原处，揭开糖罐：“他有证据吗？”
　　“没有。”
　　“你是怎么确定的？”
　　“看了他的笔记，趁他在——总之他没有发现。他没有怀疑我。”
　　“他以后有可能成为威胁吗？”
　　“我觉得不会。”
　　“这是你作为情人的判断，还是你作为外勤的判断？”
　　“我们不再是情人了。”
　　布兰登轻轻哼了一声，从小糖罐里夹出一颗方糖，他放糖的方式很奇怪，先用勺子在茶碟上把糖块压碎，再铲起来，倒进热茶里。彼得叹了口气，终于走了过来，在布兰登旁边坐下，手肘支在大腿上，交握的手指顶着下巴。
　　“你想再多说一点瓦西里的事吗？”
　　“是的。”长久的沉默之后，彼得听见自己这么回答，“把录音机关掉吧。”
　　——
　　彼得穿过杂草丛生的小院子，钻进剧院，再从侧门溜进小巷的时候，附近的教堂刚好敲钟了。下午三点，街上空无一人。他快步向苏联大使馆走去，前所未有地轻松，同时前所未有地愧疚。他原本只打算含糊地说说瓦西里和他在餐厅门口那场不愉快的对话，最后却把所有埋藏已久的灰色小秘密都挖出来，从游泳队开始，一直讲到昨天晚上，就像拔出成串的块茎植物。布兰登既没有哂笑，也不显得惊讶，只是认真地听着，适时问一两个问题，轻轻把话题拨向他想要的方向，最后富有同情心地拍拍彼得的手臂，提醒他该走了。彼得甚至感到一瞬间的感激，仿佛有另一个人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他和瓦西里才真正存在过，而不是他一个人的幻觉。
　　军情六处后来甚至通过布兰登向彼得提出一个痴人说梦的建议：把瓦西里招揽过来。那时候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手上都没有深入莫斯科的卧底，在苏联境内的线人们要不就瘫痪在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下，无法行动；要不就被反间处嗅探出来，拖去枪毙了，运气好点的被丢到劳改营，自此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能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处得到一个内应，是任何一个情报官的美梦。
　　这不可能，彼得反反复复向布兰登说明，这比说服克里姆林宫自己长出腿来跑到西欧更不可能。瓦西里是个忠实信徒，诚然，瓦西里偶尔也会抱怨克格勃僵化的行事方式，也很乐意钻规矩的空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不推翻规矩本身。彼得恐怕还没说完“军情六处”这几个字，就会被瓦西里押进卢比扬卡监狱。
　　“确实没什么希望，不是吗？”布兰登问。
　　“一点都没有。”
　　“有趣。”
　　“哪方面？”
　　“你们两个。”布兰登把两只茶杯碰在一起，“邻居，上同样的学校，通过了一样的思想政治考试，但你成为了你，瓦西里成为了瓦西里。”
　　“也许是因为我比较软弱吧。”
　　“不。”布兰登摇摇头，“我觉得正好相反，跟着规矩玩是最安全的，永远是跳出笼子那个人有更大的勇气。”
　　布兰登并不是彼得的最后一个情报官，但始终是彼得最喜欢的一个，也许是因为年龄相近，又或者因为布兰登给了他一种克格勃不能提供的尊重和关注，也可能只是彼得将对巴黎的感情部分投射在布兰登身上了。自从他提过一次之后，安全屋里总有白兰地和伏特加，巧克力饼干换成果酱馅脆饼，后来又换成糖渍梨子蛋糕，这无所谓，只有布兰登一直在吃东西。彼得不会说英语，布兰登不会俄语，两人都得走在法语这条弯曲的桥上。录音机放在彼得面前，布兰登让他来决定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临时关上。彼得刚开始的时候还会算计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没几个月就放弃这些自己订立的条条框框了。
　　1977年是彼得在巴黎的最后一年，除了情报站站长之外，“旷野”里的鸟儿一般是三年一轮换。他和布兰登在剧院旁边的小公寓里道别。录完最后一次口头简报之后，英国人站起来，绕过茶几过来和他握手。彼得拥抱了他，两人都不太习惯这个举动，局促地等了几秒，分开了。
　　“等你回到莫斯科，我们就没办法再和你联络了。如果你遇到必须联络我们的危急情况，这里有个电话——”
　　“我希望不是什么洗衣服务了。”
　　“这次不是。”布兰登笑了笑，在一张纸上写下号码，“背下来，不要写在任何地方，太危险了。要是你还有机会回到‘外面’，我们会知道的，自然会有人联络你，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主动找我们。”
　　“我明白。”
　　“我还不得不再问一次，等你回到莫斯科，有可能接触到瓦西里吗？”
　　“取决于你们想我靠近他还是远离他。”
　　“我们有过一些……讨论。”布兰登清了清喉咙，“我们决定留给你判断。”
　　“你作为情报官的建议是什么？”
　　“和他断绝来往，他是个潜在的威胁。”
　　彼得希望瓦西里能听见这句话，看看他脸上有什么表情，毕竟彼得才是那个“潜在的威胁”。他本想继续问“那你作为朋友的建议是什么”，最后决定不为难布兰登，一个合格的情报官不会和线人成为朋友。他后来才从别的渠道知道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在他回国之前有过一场争执，一方希望把彼得当特洛伊木马用，重新点燃他和瓦西里之间岌岌可危的关系，以便偷取情报，遭到布兰登所在的另一方激烈反对。这群英国人甚至还设想过用钱来诱惑瓦西里。金钱！彼得不由得露出嘲弄的笑容，他们实在太不了解瓦西里了。
　　在苏黎世附近的小火车站里，时间是七点十五分。如果瓦西里收到了信，那现在应该在火车上了。彼得花了很多时间编排那封信，并不是因为他要推心置腹，不，这没有用，瓦西里不会被动听的言辞打动，尤其是来自菲利克的动听言辞，这只会让他疑心更重。也不能说理，免得陷入政见的蛛网里，动弹不得。唯一能说服瓦西里的办法，是堵死其他路径，再指给他一条新的小路，让他没有选择。
　　在东柏林，时间也是七点十五分，所有的检查站都已经打开。斯塔西总部成为了一个孤岛，在海浪里颤抖不已。楼梯间的灯泡闪烁了几下才稳定下来，一张车票从撕坏的信封里滑出，落到瓦西里脚边。他之前摸到的那张厚厚的纸其实是折起来的列车时刻表，标出了从布达佩斯出发，途径维也纳和苏黎世，最终到达都灵的长途火车。这个班次不经过柏林，如果他想赶上火车，就必须在——瓦西里看了一眼手表，心里飞快地估算时间——二十分钟内离开这栋被重重围困的大楼。他再次抖了抖信封，终于摸出一张写着字的短笺。菲利克一笔一画都很清楚，像个认真勤恳的学生。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彻底消失了。”这是第一句话，没有抬头，没有客套话。“等你打开这封信——天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打开这封信，你的顽固总是超出我的想象——克格勃的猎狗应该也差不多开始搜查我的办公室了。他们会在抽屉里找到一份复印件，是你提交给西德的避难申请。现在你和我一样是个叛徒了。”
　　瓦西里不得不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他的手开始发抖，分不清是因为愤怒还是恐惧。他从来没有填过什么避难申请，但在克格勃眼中，这没有分别。等他们查清楚那份文件是假的之前，瓦西里恐怕早就烂在卢比扬卡监狱了。
　　“我会等着你，不论你以什么目的来找我——寻求复仇，履行责任，要求解释，抑或像我斗胆幻想的那样，因为爱——我都会等着。”
　　结束，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瓦西里继续在楼梯上呆坐了一会，翻来覆去把这句话看了好几遍，捡起车票，和信封一起塞进口袋里，快步跑回办公室。一种夹杂着焦虑和恐慌的紧迫感冒着泡浮起来，威胁着要将他整个淹没，要是菲利克说的是实话，那瓦西里现在的处境非常危急，克格勃随时都可能发出通缉令，又或者早就已经发出了，只是柏林混乱一片，没人来得及执行而已。
　　他的办公室柜子里有一套干净的便服，方便他偶尔通宵的时候换，瓦西里冲进昏暗的房间里，锁上门，匆匆脱掉制服，换上黑色衬衫和西装长裤。外面很冷，他没有毛衣，但也没有办法了。瓦西里把外套从门后的钩子上扯下来，穿上，确认走廊没人才离开办公室。远处，一部电话突然开始尖叫，响了许久都没人接听。走廊拐角传来脚步声，瓦西里躲进阴影里，紧贴着墙壁，等动静消失，才静悄悄地走向楼梯。
　　“安德罗索夫同志？是你吗？”
　　瓦西里僵住了。三个穿着制服的斯塔西出现在走廊另一头，他认得个子最高的那个，是第二十总司的一个上尉。瓦西里下意识地把手伸向皮带，他忘了带枪，但这个动作似乎暂时把斯塔西吓住了。他们隔着这段短短的走廊对峙了一小会儿，似乎终于意识到瓦西里只是虚张声势，第二十总司的人拔腿向他冲来，“安德罗索夫同志，站在那里别动！”
　　瓦西里转过身，往相反方向狂奔起来。


第23章
　　对一个并不打算全力往上爬的人而言，菲利克的仕途算得上非常顺利。1977年九月，派驻巴黎三年后，菲利克·奥尔洛夫回到了莫斯科，直接被难以捉摸的官僚主义之臂提拔了好几层楼，放到科里亚叔叔身边，充当“私人助手”。他在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安静地待着，像只尽力和阴影融为一体的斑鸠，不发表意见，不表现任何倾向，但特勤处雇员对菲利克的态度还是变了，半是忌惮，半是恭敬，老猫头鹰快要退休了，谁都能看出来“助手”实际上是他的传声筒和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