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19)

　　“你是不是——”
　　“娜迪亚——”
　　他们的话语迎头撞在一起，碰出细小的冰渣。菲利克摇摇头，让瓦西里先说。瓦西里呼出一口烟，抖掉落到袖子上的烟灰，“她是‘表演’的一部分，我指娜迪亚。我并不——在所有人面前，我必须表演。”
　　“这不是我想问你的。”
　　“不是吗？”
　　“那晚你为什么没有来？我走的那晚。”
　　“临时开会，凌晨才被放出来，也没办法告诉你。”瓦西里吸了一口烟，把下一个词和烟雾一起呼出来，“抱歉。”
　　“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瓦西里犹豫了一下，“收到了。”
　　没有下一句话了。菲利克想象着结冻的海，他奋力敲打着厚重的冰块，想把冻在里面的词语掘出来。瓦西里似乎在等着他追问为什么没有回信，而菲利克不想问这个问题，害怕听到自己不想要的答案。瓦西里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名字，抓住菲利克的手肘，这个动作唤起了一种熟悉的亲昵感，瓦西里在吻他之前常常这么做。餐厅的侧门开了，涌出一股热气和噪音，一个厨工把垃圾扔到巷子里，看了他们一眼，回去了。瓦西里迅速收回手，菲利克后退了半步。
　　“我收到你的信了。”瓦西里说，好像是要提醒自己这件事确实发生过，“外面很适合你，我很高兴。”
　　“你可以写信告诉我的。”
　　“我很想，但这——”
　　“不要跟我说这很危险，写信又不是叛国罪。”
　　“是或者不是，都是总部说了算的。”瓦西里在墙上碾灭烟头，丢掉，“而且我当时刚好——K处 在考虑，我的意思是，他们想把我放到一个会接触到机密文件的职位去，背景调查很严格，我不能有任何污点。”
　　菲利克想笑，实际上只发出了奇怪的喉音，像被水呛到了，“我不知道我是你的污点。”
　　“我没有这个意思——天哪，菲利克。”他走开了两步，又转回来，直直地站在菲利克面前，这么多年过去了，瓦西里还是比他高那么一点，“我回信了又能怎样呢？等你两年还是三年之后回来，继续在楼梯间里见面？我们能把这个游戏玩多久，到三十五岁？四十岁？终究会有人察觉到什么不对的。我们迟早要。”他没有说完这句话，看着菲利克的脸，放缓了语气，“也许现在不是谈这个的好时候，我原本还指望我们能好好坐下来，在‘达恰’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我和你，喝点酒。”
　　“你早就想过这件事了？”
　　“你没有吗？”
　　他有，只是不打算承认。菲利克抿了抿嘴唇，“我们需要多点时间谈谈。”
　　“可能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小老鼠。”瓦西里的指节刮过他的脸颊，在下巴停留了一会，“我们没有时间，永远没有时间。”
　　“我们以前——”
　　“以前。”瓦西里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好像那是一句骂人的话，“我们都长大了，菲利克。而且。”他又清了清嗓子，仿佛每个词都长着小尖刺，会刮伤舌头，“如果你想在总部继续往上爬，你就得把我抛下。我也一样。”
　　“我不想往上爬，我不像你。”
　　“菲利克。”瓦西里的声音如此低沉和缓，几乎给他一种枕边情话的错觉，“你在克格勃这几年没有学会任何东西吗？要是你不往上爬，就活不下去了。不是因为钱或者买进口商品的特权什么的，而是，你不往上，就出局了。”
　　烟即将烧尽，菲利克把它甩到地上，烟头落进脏兮兮的积水里，滋地熄灭了。
　　“然后呢？”
　　“然后什么？”
　　“我和你，之后怎样？”
　　瓦西里移开视线，“你会继续爱我，就像爱一个哥哥那样。你知道我也爱你，就像兄弟那样。”
　　“谢谢你的演讲。”菲利克听见自己这么回答，不久前在领事馆里，他就是用这种语气和布兰登说话的，“我该回去了，抱歉打断了你愉快的夜晚。”
　　瓦西里往旁边迈了一步，挡住他的去路，“我只是想保护你。”
　　“我不需要。”
　　“菲利克。”
　　菲利克看着他，等待下文，瓦西里和他对视着，没有说话。餐厅里漏出来的微弱灯光在他脸上投下团块状的影子，像是戴了面具。菲利克无法准确分辨他的情绪。他站得很直，握着拳头，仿佛在等菲利克宣读罪名。菲利克大步走开了，冷得发抖，不得不扣上制服最顶端的纽扣。瓦西里在背后叫了几次他的名字。年轻的军官没有回头，年长的那个也没有追上来。
　　——
　　菲利克一整晚没睡，陷在客厅的沙发里，看着窗外呆板的夜空。将近凌晨四点才回到房间里，动作迟钝地脱掉制服，换上更适合铁幕另一边的衣服。就像小时候那样，电话先响起，然后才是敲门声。特勤处的人等在门外，但这次不是来接父亲的。
　　科里亚叔叔在后排座位上，菲利克怀疑他是个永远不需要睡觉的蜡像。他交给菲利克一个文件夹，请他在到达机场之前看完。里面是一份详细的档案，列出了一个陌生人的轨迹：石油勘探员和音乐教师的独子，新西伯利亚某间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中学，少先队银勋章获得者，最后跳到莫斯科，变成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再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
　　“背下来，一个细节都不要漏掉。”老猫头鹰指示，“这就是你。要是美国人调查你，他们会看到的档案就是这份。”
　　菲利克翻回第一页，这份假档案做得很仔细，纸都是旧的，带着折痕和污渍，边角发黄。他的照片贴得有些歪斜，脸上有回形针留下的凹痕。表格头几行是个人信息，出生地，出生年月，入党日期，当然还有名字。
　　彼得·奥辛，菲利克默念了两遍。从今天开始，这就是他的名字了。


第18章
　　后来，那些坐在办公桌和会议桌旁边的人心满意足地感叹，菲利克·奥尔洛夫同志不辱使命，无愧于党的栽培，两位奥尔洛夫同志都是这样，父亲和儿子，是共和国的长枪，也有人说共和国的盾牌，坐办公桌的人时常这样逻辑混乱，彼得已经习惯了。
　　彼得喜欢他的新名字，这是一道壕沟，把他和菲利克隔开来，这样后者就不会沾上一滴血了。“菲利克”可以安全地待在亚森捏沃的集体住宅里，停留在六岁，抱着妈妈的琴谱窝在窗边。彼得后来经常和别人讲的一个谎言是：他本来是要成为钢琴家的。重复了几次之后，他自己也差不多相信这个说法了，尽管他连五线谱都不会读。
　　巴黎为彼得保留了两个令人不快的“惊喜”。第一个就是维克托·普里亚科夫，中学时代的游泳池恶霸，现在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彼得几乎不认得他，普里亚科夫只比他大两岁，但因为酗酒，看起来就像四十五岁，门牙被香烟里的焦油染黄了，肚子在衬衫下面高高凸起，不剩一点游泳运动员的痕迹。普里亚科夫第一眼就认出了菲利克，多半也猜出了他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但什么都没说，和他握手，欢迎他来巴黎，脸上的笑容勾起了彼得心里某些遗忘已久的恐惧。普里亚科夫的手粘湿冰凉，就像摸了一只蟾蜍，彼得费了很大劲才忍住没当着他的面用衣服擦手。
　　和彼得不一样的是，普里亚科夫是通过了正式考试的外交官，不是克格勃的人，应该不会和彼得有什么交集。只要他不要酒后胡言乱语，就不会构成特别大的威胁。然而出现在巴黎的第二个“惊喜”就是另一回事了，彼得是在英国大使馆办的茶会上遇到他的。彼得还没来得及决定是否要假装不认识，对方已经走了过来，一把抱住彼得。他比彼得矮，头顶刚到他的耳朵，比以前瘦了一些，不那么像个土豆了。彼得及时平衡好手上的杯子，免得把果汁打翻在尤哈斯背上。
　　“老朋友。”彼得不敢喊他尤哈斯，万一对方在用工作名执行卧底任务，这一句话就会让他陷入危险，只好旁敲侧击问一问，“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吗？”
　　“对，都一样。你呢？”
　　“工作上有点不同了，你知道人们怎么说我的，‘彼得是个勤奋的小伙子’。”
　　“你当然是了，亲爱的彼得。”匈牙利人松开他，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刚到巴黎？”
　　“能看出来吗？”
　　“一头盲熊都能看出来你是从铁幕那边来的，这件难看的衬衫。”
　　“我可不记得你以前对时尚有什么深刻见解。”
　　尤哈斯发出响亮的笑声，像海狮叫唤，拍了拍彼得的前臂，“抱歉，我很想跟你继续聊，但我现在得走了，有点事。我们可以找个时间一起吃午饭吗？我知道一家很地道的俄式餐厅——是个可以放心聊天的地方，使馆里很多人都去那儿。我把地址写下来给你，好吗？或者你问问其他人，说‘奶奶的厨房’，他们就知道了。星期二？不行？星期四？棒极了，我们星期四中午见。”
　　按照规矩，和其他外交人员见面需要申请当地联络站站长的批准，要是去见的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就不得不发电报回莫斯科等候审批。幸而尤哈斯算是“自己人”，而且巴黎联络站站长认识他，马上就同意了，甚至没让彼得递交书面申请。那家所谓“奶奶的厨房”果然无人不知，而且离使馆不远，走路过去十分钟就到了。小小的店堂里有很多熟面孔，除了使馆雇员，还有几个跑政治新闻的记者。彼得和尤哈斯进门的时候，所有桌子都已经坐满了，两人等了快十五分钟，才被忙碌的侍应带到靠窗的一张小方桌旁。